许嘉璐
中国有一个几乎是独有的词：“同胞”。在英语中，也有bornofthesameparents或用fullbrothers\sisters表示同父同母所生的兄弟或姐妹。那么，为什么我说“同胞”一词是中国“独有”的呢？因为“胞”是母亲的“衣胞”，这种诉诸比喻的说法很独特；而且“同胞”一词最通常的意义是指全体中国人，这在世界各种语言中是很少见的现象。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听到“同胞”这个词，不懂它的意思，父亲告诉我，同胞就是指我们国家的人。后来我知道，父亲解释的并不很准确，大概他那时也只能这样对付自己七八岁的儿子吧。长大后才知道，“同胞”是说全国人都像是从同一个母亲的衣胞里生出来的。词的意思知道了，但是每天见到那么多不相识的人，我并没有和他们是同母所生的感觉；相反，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除了陌生者，甚至还有同学之间或大人之间的争吵。我真正理解了“同胞”的含义，即不但懂得了它的字面显示的基本意义，而且懂得了其中深邃的隐喻意义，是在学了更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中国儒家和道家学说，有了心灵的感悟之后了。等到学了哲学和宗教学之后了，更有了难以名状的心灵升华的感觉。
在儒家和道家看来，天地（即宇宙、大自然）是人类的父母；作为人类，我们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独具灵气、最为宝贵的部分；我们和宇宙命运相联，人和人之间看似无关，实际上血脉紧密相关；远隔千里的两个国家或民族，他们之间的肉体和心灵的联系，虽然还是人类的感觉器官无法察觉、近代技术手段也无法检测的，但是某种关联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在儒道两家众多的古代经典中留存着数不清的论述。
其实，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其它古老而且影响了人类从古到今社会生活的文明，特别是几个影响巨大的宗教，几乎都有着和儒家相差不多的观念。例如，在《旧约》中亚当、夏娃的故事，如果我们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偷吃禁果构成原罪的启示上，而是就着人类的内部关联看，岂不是也在暗示我们，后来的人们都是同一父母所生吗？婆罗门教以“梵”为最高崇拜的对象，而人类却都是从“原人”身体中产生的，从其口中生出的最为高贵，即婆罗门；从其双臂生出的是沙帝利；从其双腿生出的是吠舍；从其脚生出的是首陀罗，属最低贱的阶层。这本是从古老的民族习俗中演变出来的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但仍然显示了所有人都是出自一体的原始认识。又如，如果我们对现在还存有遗迹的原始宗教（如多灵崇拜、图腾崇拜、萨满教等）做粗略的观察，也会发现人们在崇拜万物的同时，同样有着人与万物同出一源的观念。
如果说，古代先哲先知是朴素的认识和思辨，那么，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无意中已经利用高度发达的技术手段证明了古人的判断，大量的社会生活现象也生动地告诉人类，表面上我们可能远隔重洋，从未谋面，但是却来自同一胚胎，有着同一的命运。例如，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五大洲居民的DNA竟然有99%以上是相同的，能够决定是不是直系血亲的，只占其中不到0.1%；血缘相隔数代，居然遗传特征仍然极其相似。从传染病学角度看，一国出现流感，远在另一洲的一国也会发现，上个世纪末流行的禽流感、“非典型性流感”就是人所共知的例子。从气象环境看，西方200多年的工业化、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新兴国家的工业化，造成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接近了地球上生物所能承受的极限，谁能分得清自己头顶上的污浊、粉尘和二氧化碳是从哪里和在什么时候释放的？亚马逊热带雨林的超量砍伐竟然影响了万里之外的几大洲。再从现实经济的情况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衰退，欧盟债务危机从一国迅速扩散到并不邻界的他国，进而几乎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社会层面上也是如此，“占领华尔街”运动，很难说与突尼斯、埃及的社会危机没有关系，也很难说欧洲多国的社会动荡没有受“占领华尔街”的影响。现在人们只注意到这些事实和电子信息发达、交通便利有关，而没有向着人与自然、人与人本属一体的方向去深思。
上述的古代圣哲思维的情形，既发生在宗教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于并非宗教的儒家学说里。为什么人类在其童年时代，分居地球各个角落，但是在对人和宇宙、人和人的观察中却得出了相差不多的结论？我认为，这是因为人类在游牧生活，特别是在农耕生活里，为了适应客观环境，以便安全地、稳定地、持续地生产，便在劳作的同时不断地观察天地万物、反省自身，并且体验到人与宇宙万物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日月星辰的运行与气候季节转换的关联、四季寒暖燥湿与人体疾病的相应（在这方面中国医学有着突出的表现），到血缘疏远却遗传特征犹存等等，都促使人类思考并认识到人与人同源，人与自然密不可分。
为什么在那种我们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原始耕作时期，先哲先知居然能够得出和今天十分相近的判断？在我看来，恐怕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古代观察体验主观和客观世界的主要工具最初只有自己的感官和四肢脏腑，因此他们无法对更宏大的视域和更精微的世界探其究竟。但是，任何事物，无论是宏观、微观还是“中观”，其中所包含的规律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姑且说，古人的认识是“中观”的。后代的人们，眼睛和手脚都不断延伸了，我指的是一代一代制作出了新的、越来越精密而方便的仪器。这样就可以对宏观和微观世界仔细观察和研究了。这正如中国医学可以从人体的局部，例如耳朵、足底或脸色、舌苔以及腕部脉搏的跳动，就可以判断身体内部的病征一样，这一判断如果用西方医学的先进设备检测，多数情况下二者结论相同，甚至对有些病症中国医学的判断更为准确。
令我惊奇的是，中国人的祖先居然在2500多年前就得出了大自然和人是一体、天为父地为母、人与人息息相关的哲学命题。相比之下，像我这样的后来者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体验才能领会其中大体的意思——我们的智慧实在不如古代的贤哲。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孔夫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丰富含义了，他并不是空泛地论说应该对所有的人友爱而已，而是有着对自身和宇宙的深刻醒悟和哲学思考，有着理性和感性相结合而生的对人类全体的深切热爱和关怀。
因此，现在的人类绝不可以轻视、更不应该讥笑自己的童年。古代先哲先知当时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在困惑着人类，例如宇宙的起源，人体何以如此复杂而精妙，人类最终要走向哪里，等等。虽然天文学、物理学、力学等众多学科对宇宙起源的探讨几百年来从没有中断过，成果也十分丰富，但是科学家们所得出的种种结论几乎都还是假设，还远远没有得到“证实”。而古代先哲先知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推翻的。例如佛教认为宇宙既“无始”，也“无终”；道家主张宇宙的本体是“道”，它先于宇宙而存在。说它不对吗？现代科学也不能对它进行“证伪”。何况，就像美国社会学家罗贝特？贝拉所指出的，现代科学提出了或造成了许多问题，而科学却解决不了。我想，寻求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恐怕还是要靠人文社会科学。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关注宗教起源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著作无数，但是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解释。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它起源于人类对于自己无法解释的客观和主观现象的好奇、恐惧和依赖。由恐惧和依赖而生出信仰，群体的信仰催生了祭祀及其仪轨和祭文。当具有同一信仰的人超越了固有的人群时，宗教就出现了。在宗教发展和扩散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人们创造并保留了许多经典，其中不乏记录宗教的“史前史”，也汇集了很多基于适应环境之需而形成的风俗和人群内部的世代相传的约定。这些经典就是后代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胚胎。所以可以说，没有宗教就没有人类的文化，而宗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宗教随着人类和社会的发展而不停地演化着。在几千年的时间长河里，宗教一方面在尽量本土化，另一方面在吸收着于己有用的其他文化的营养。在演变过程中，难免发生“异化”的现象。例如宗教孕育了科学，而科学常常得出了和宗教经典相反的结论。因为科学是在实验室里或田野中进行的，能够并且必须得到重复的验证，事事要“证据确凿”，因此可以对宗教的某些教义“证伪”，而宗教教义自己往往不能“证实”。例如佛教和道教对去世者的“超度”，或犹太教、婆罗门教关于神创造了人的叙说。这些常常影响了信徒的虔诚。所以近几十年欧洲虔诚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大量减少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信仰是人人不可须臾离的，因此对包括宗教在内种种信仰不会因为科学的发达而衰落，更不可能消失。实际上宗教具有适应时代变迁，进行自我调整的本能，科学发展了，宗教也在演变。佛教，由释迦牟尼直接传授的“原始佛教”，到进入中国后出现了禅宗，就适合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实现“中国化”了；基督教在经历了中世纪之后出现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改革，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出现和新兴阶级的心理，这都是成功的事例。
现在，科学又一次自我“异化”了，或者说出现了自己所造成的悖论，因而宗教也又一次遇到了挑战，只要适应了这个新的环境，并且适时、适当而巧妙地应战，宗教衰落的情况就可以改观。这次的悖论与挑战就是，科学在一定意义上本是反宗教的，但现在它自己却成了一种无形的宗教：以为科学和技术可以解决地球上的所有问题：自由、平等、和平、环境恶化、贫富差距，等等，于是形成了几乎遍及全球的“技术崇拜”。科学技术的确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和人类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在20世纪的100年中。但是，在技术和资本结合的背后，却是变本加厉的贪婪和盘剥。通用的办法是，不断的战争以及用层出不穷的各种新奇产品刺激社会消费。工业化要求全球化，资本更渴望着全球化。追逐超额利润的信条和本能促使资本不断选择成本低廉、利润丰厚的地区，创造新的赢利手段。主要的办法是制造“广告消费”、“时尚消费”和“虚荣消费”。广告制造刺激，时尚令人疯狂，消费满足虚荣，循环往复，不可遏止。物质产品的利润仍然满足不了无底的欲望之壑，于是又拼尽全力在虚拟的经济里攫取，创造出谁也弄不明白的种种金融衍生产品（奥巴马总统语）。这样，极少数人的财富急剧增长了，而物质和刺激成为越来越多的一般人的唯一欲望，原有的或本该有的信仰“缺失”了，就社会和历史而言，则是道德沦丧了。这种挑战本来是西方资本发出的，但是受害者也包括了西方自身。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哪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幸免。
信仰真地“缺失”了吗？依我看并没有。人类的信仰不外三类：神，德，物。中国大部分人没有皈依宗教，他们信仰的是中华民族公认的德行（和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德行非常相近）。在中国人心目中，对德的追求和修养永无止境，德行最好的人就是圣人，他们是民族崇拜的对象，例如孔夫子。孔夫子和上帝、安拉等的区别只在于他不是超验的、绝对的人格神而已，而揭示人生与世界的奥秘、对世人进行引导则是一样的。因而有的学者称儒家为带有宗教性质的学说，是有道理的。至于对“物”的信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拜物教”，既不接受神灵的启示，也不接受道德的约束，因而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害了自己，也造祸社会。
我认为，面对这种社会现状，宗教以及像儒家这样的学说应该发挥作用，挽救人心，挽救社会。我所接触的世界各国的许多宗教领袖都在为现在的世界忧心忡忡。例如美国水晶大教堂创始人罗伯特？舒乐在和我对话时就说：“我最担心的危机是精神和物质上的冲突，是让世俗的理念来控制我们的精神，人在物质上的消耗会影响到他精神上的价值和质量，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和学习，进一步增强世界的活力。”他所说的“探索和学习”，就是指宗教和儒学为了“救世”必须“与时俱进”。事实上这种顺应时代的变革过去一直在进行，现在也已在进行。例如佛教提出了“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和“生活佛教”的理念，基督教不再坚持《创世记》的历史观，对God有了新的解释，等等。
大家应该一起“与时俱进”，这就需要不同文明之间，尤其是不同宗教之间不断地进行对话，增进相互的了解，携手共同为这个世界更为美好而努力。我这些年来用了很大精力促进中国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对话，我自己也先后和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中国内部和佛教、道教进行对话。我的感受是，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人士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无论是在小房子里个别交谈，还是在论坛上当众做一对几的交谈，都可以发现彼此共同和相近之点，起码可以知道双方都在为人类的危机而焦虑。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多了，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就加深了，彼此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我发起并于在去年9月孔子诞辰之际在他的出生地举办了“尼山论坛”。波恩大学的顾彬（WolfgangKubin）教授在论文中说，孔子的理想世界是个乌托邦。那么我所想的，通过不同文明和宗教的对话促进世界的和谐和睦，是不是也是乌托邦呢？可能也是吧。孔子曾经被人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我也想追随他这样做下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政府间的，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和一般公众的。政府间的交流，是为处理当前的政治问题、国家间的利益均衡问题，话题是一时的，随时需要转移，而话题有时远离人民大众的日常所思所念；一般公众间的交流，例如商贸、旅游、演出、访问、竞赛，等等，其特点是“一过性”的，可以给双方造成印象，甚至是强烈的印象，但不能持久，并且一般不触及宗教和信仰等深层次问题；惟有学术界和宗教界间的交流对话，直插文化的根底，深刻而持久，而且上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下可以为大众提供思想的粮食。因此我多次呼吁，各国都应该加强这一领域的交流。
孔子学院就是很好的中华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进行对话的最好渠道和平台，它用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语言搭建起不同文明的交流之桥，持久而牢固；而语言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通过掌握汉语，就可以接触和理解中国人的心理、性格和爱好；孔子学院还可以兼顾大众的和学术的两个方面，除了进行日常的汉语教学之外，还可以举办各种学术交流和讲座，甚至开展有益于双方的学术研究。虽然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在孔子学院内部谈论或涉及宗教问题是不合适的，但是，对由宗教千百年所辐射出的民族理念和风俗习惯，却必然成为彼此关心并且可以进行交流的重要内容，仍然可以达到促进相互了解的效果。这些年来，我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坚持为孔子学院事业做义工，而且乐此不疲，原因之一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涉及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的不同文明、不同信仰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人类走向友爱、和平与幸福的必经之途。
信仰神，就必然并且必须遵循神的启示；信仰德，就必然并且必须遵循圣人的教导。这二者是同胞兄弟，共同的父母就是向我们展示出奥妙无穷、启迪我们一代一代去思索、探讨的天和地。只有对物的无限崇拜才是邪恶，神的后代和圣人的子孙，不应该对立，相反，应该相互尊重，联起手来，一起把陷入邪恶的人们从对物的盲目崇拜中拉回来，让他们生活得更为尊严，更有意义，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
这就是我的宗教观。
